In the Darkroom
by Susan Faludi
《在暗室中》
自从父母于1970年代离婚以来，苏珊·法鲁迪几乎没有再与父亲相处过。而在2004年，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年迈父亲的电子邮件，其中有父亲戴着假发，穿着女衬衫和短裙的照片。邮件标题是“变化”，文字语气很轻松：
我有一些有趣的消息要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扮演一个阳刚好斗的男人。
她所知的父亲斯蒂文已经在泰国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现在成了老太太斯蒂芬妮。
这则非同寻常的消息对作者个人产生的影响是书中探讨得最少的内容。收到这封电子邮件时，苏珊早就与父亲疏远了，她对父亲并没有多少爱可以损失。但是，在之后的十年里，她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斯蒂芬妮于2015年去世，这更加强化了苏珊对父亲的保护欲和同情心。然而没有感伤。对于这位在双重身份里都一贯傲慢自负的家长，女儿苏珊没什么可感伤的。
在过去，男儿身的斯蒂文控制欲极强，偶尔还使用暴力，并将自己的攻击性归咎于美国文化中市郊男性的刻板形象。但女性版的斯蒂芬妮同样观念极端且咄咄逼人。当苏珊第一次见到斯蒂芬妮时，发现父亲48C的胸部“不是乳房，而是一座堡垒”。
苏珊·法鲁迪是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女权主义记者/作家，而斯蒂芬妮却执意要与女儿像闺蜜般闲聊服装配饰、化妆品之类的话题，显然她对苏珊的女权主义价值观颇为轻蔑。她坚持要表现得比女儿更有“女人味”尤其引人反感。
这场小心翼翼的父女重聚发生在布达佩斯。父亲是犹太裔，1927年出生于匈牙利，在旅居丹麦、巴西、美国四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到故土生活。布达佩斯这座被多瑙河一分为二的历史名城本身也经历了数次改造——尤其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它似乎热衷于抹杀自身的过去，尤其是匈牙利本土凶猛的反犹历史。
2008年，在匈牙利家中，苏珊·法鲁迪聆听斯蒂芬妮的讲述
到2008年，苏珊定期来欧洲探望斯蒂芬妮，她开始学习匈牙利语，希望通过书写父亲变性的故事来透彻理解此事。但斯蒂芬妮想要的是女儿的崇拜，而不是观察。她对苏珊隐瞒文件和相关信息，并坚定地对自己的新性别身份持肤浅看法。苏珊在书中写道：
在我看来，成为女人只增加了一座壁垒，一个能（让父亲）躲在后面的虚假门面。每条通往室内的路径都被一层用纸板剪出来的华丽女性挡住了，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迫不及待地要“回归厨房”。
后来，苏珊终于见到了斯蒂芬妮在直面往昔恐怖回忆时的反应。
二战期间，在布达佩斯一家犹太医院里，匈牙利本土的法西斯分子枪杀了逾九十名患者和医护人员。1945年布达佩斯解放数周后，苏联人从乱葬坑中挖掘出了这些尸体。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斯蒂文目睹了挖掘过程。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展厅中，斯蒂芬妮愤怒地向并不存在的听众控诉：“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他们曾是你们的邻居。他们曾是你们的朋友。而你们任由他们去死！”
斯蒂文在美国生活期间的职业给这个故事增加了非凡色彩——他曾是著名期刊出版集团康泰纳仕的时尚照片处理专家。在Photoshop软件尚未诞生的年代，斯蒂文在暗房里日复一日为《时尚》（
Vogue
） 和《新娘》（
Brides
）等杂志美化女模特的照片。而在新的女性生活中，斯蒂芬妮痴迷于对自己的形象进行PS处理。她自豪而郑重地为自拍照挑选道具和服装，她的电脑屏保是一张自己扮作风情万种法国女仆的照片。
书中不乏怪诞的段落，比如对外科手术的描绘：锉掉下颌骨的外缘，往头皮上植发，用从阴茎回收来的皮肤重建一段类似阴道的结构。苏珊用冷漠的语气转述斯蒂芬妮的话：她能看到主刀医生站在手术台一头，正从她以前的阴囊上拔毛。
在新的父女关系中，怪诞感也无处不在。“我父亲一把攥起她的手提袋。” “我父亲穿着她最喜欢的深红色浴袍站在门口。” 某次，在去找妇科大夫开雌激素处方的路上，斯蒂芬妮试图胁迫
49岁的
女儿使用排卵监测仪，以便她在育龄末期做最后冲刺。“没有孩子是不正常的。”斯蒂芬妮说。
苏珊在美国期间也继续调查，她采访了父亲从前的老同学以及斯蒂芬妮在泰国手术期间结识的跨性别女性梅尔。梅尔曾在泰国经营一家专门帮助跨性别人群进行术后康复的民宿，斯蒂芬妮就曾是她的房客。而梅尔回到美国后开始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摇摆不定，甚至偏向于重新打扮为男性。找工作时，为了提高被录用的概率，他以男性身份参加招聘面试，并坦言在销售行业，女性不得不应对更多的性别歧视。虽然梅尔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性别的人，但他悲伤地说“没有类别，人就无法存在。即便是边缘人也需要类别，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边缘。”
苏珊记录并试图理解这些突然变得紧迫的问题：性别流动性、歧视以及其中的混乱。在波特兰，她与素未谋面的梅尔约好见面，而在约定的地点，她完全无法判断哪个才是自己要找的陌生人：
这位穿连衣裙的妇女以前会是个男人吗？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像是变成女人之后又打扮成了男人吗？片刻之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变装的。
在故事的最后，八十多岁的斯蒂芬妮陷入了糊涂失智的状态。苏珊形容这一困境不是通常的“身份流失”，而是相反，“她曾经拥有的一切，她经历过的、遭受过的、逃避过的一切都涌现了出来”。一个痛苦故事的悲伤结局。
在这本动人而勇敢的书中，苏珊·法鲁迪的观察始终都客观公允，不过父亲异常鲜明的人生本就少有温情时刻。其中一次是在一场午夜迪斯科派对，当苏珊走入舞池，拯救斯蒂芬妮免于成为“壁花”时，她看到父亲“咧着嘴笑了，而且不是她脸上常有的那种焦虑的半笑不笑。我抬起胳膊，她在下面旋转，像个专业的。”
原文地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jul/12/in-the-darkroom-susan-faludi-review-trans
虽然作者苏珊·法鲁迪没有明说，但她（至少一开始）对父亲性别身份的形成是有假设的。她认为这很可能与父亲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有关，所以非常努力地挖掘父亲的过往和家族历史。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匈牙利。
父亲的本名是伊斯特万·弗里德曼，1927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幼年过得锦衣玉食。但伊斯特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不幸福。一方面，父母之间感情不睦，对他也十分冷淡。另一方面，一战结束后匈牙利社会的排犹情绪日益严重，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下。二战期间，有将近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入奥斯维辛。
苏珊注意到一个细节：犹太男性承受的压力要比女性更大，尤其是在他们冒充成非犹太人时。法西斯分子排查可疑人员时经常拉开男性的裤子，检查生殖器是否受过割礼。这种检查不仅极具侮辱性，而且无法造假，堪称当时每一个犹太男人的梦魇。
战争期间的伊斯特万正处于敏感的青春期，他一直在布达佩斯参加地下抵抗活动，每天提心吊胆地冒充成非犹太人，甚至成功装扮为纳粹拯救父母和亲友。数十年后，当苏珊询问父亲当年是否被检查过生殖器时，斯蒂芬妮却总是含混其词，强调自己长得一点儿都不像犹太人，从没人怀疑他，他也从没被识破过。
伊斯特万显然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充满矛盾。战后赴海外生活时，他把自己的典型犹太姓氏“弗里德曼”改成了典型的匈牙利姓氏“法鲁迪”，并且一生都坚持认为自己长得不像犹太人。但种族身份就和他受过割礼的生殖器一样，是伊斯特万想逃避但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苏珊在书中暗示，父亲渴望变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潜意识里想彻底摆脱阴茎，这样便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被识破。
在斯蒂文变成斯蒂芬妮之后，苏珊·法鲁迪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相处的种种细节。令她在意的事情之一是父亲对童话故事异乎寻常的热爱。斯蒂文收藏了各种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就为了寻找自己儿时曾拥有过的那一版。全家人在哥本哈根旅游期间，斯蒂文反复去港口边“朝圣”，长久地凝视小美人鱼雕像。许多年后，苏珊终于明白了父亲心中的《海的女儿》——小美人鱼只是渴望通过某种魔法手术获得新的身份。
这趟欧洲之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苏珊刚上初中。除了丹麦，一家人也去了匈牙利。斯蒂文买了一套匈牙利传统女装送给女儿。回到美国后，斯蒂文要求苏珊穿这套服装去上学。而
他的美国女儿绝对不想打扮成匈牙利的海蒂去学校。那年秋天，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关于这套衣服的紧张对峙。父亲要求我在早晨上学前穿上它。我会一直等到他出门去上班，然后跑上楼换衣服。他有一次抓到我没穿（那套衣服）。第二天我被勒令穿上那套衣服去上学，我在高度屈辱的状态下服从了。
苏珊在全书的开篇就写到，父亲是家中的暴君，是典型的父权制家长。她和母亲的一举一动，甚至穿什么衣服都必须服从父亲的意志。苏珊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在受够了父亲的精神折磨。
现在，已过不惑之年的苏珊终于理解了父亲诸多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比如那套匈牙利传统女装，其实是父亲自己想穿，但他的男性身份不允许），但斯蒂文对家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逆转的，父女之间的嫌隙也永远不可能完全弥合。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痛苦的故事，充满了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最后要吐槽的是繁体中文版的书名《暗房裡的男人：變性者一生的逃逸計畫，一場父女的和解之旅》。台湾的出版商也太喜欢营造温情脉脉的疗愈感了吧。这书一点都不疗愈，一点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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