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玄猫之梯从六月底开始了新的主题——敌托邦。
其实敌托邦并不只存在于幻想小说中，相反，小说家在构建敌托邦的时候往往还要从现实里汲取灵感。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曾在采访中承认 “我写进《使女的故事》里的东西，没有哪件事是没发生过的，好几个地方都尝试过（这些做法），尤其是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
在
齐奥塞斯库统治后期，罗马尼亚成了一个比小说还夸张的人间敌托邦。除了忍受臭名昭著的“月经警察”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高婴幼儿死亡率，罗马尼亚人还不得不看
齐奥塞斯库干出种种荒唐事。比如他曾授予自己的宠物狗“考布同志”陆军上校军衔；他曾用伪造外国皇室贺电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维持了罗马尼亚神圣王权的延续
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独裁者又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规定每台打字机都要登记上牌，使用者还需要把打出的内容上报。今天玄猫之梯要介绍的书就与这道法令有关。
Burying the Typewriter: A Memoir
《埋葬那台打字机》 卡门·布甘 著
这部关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回忆录于2012年出版，入围2013年奥威尔奖。
作
者卡门·布甘是一位美籍罗马尼亚裔诗人，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罗马尼亚。1983年春天，父亲突然失踪。几天后，她得知父亲因在首都市区公开反对齐奥塞斯
库政权而被捕。卡门似乎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一夜之间突然结束，她变成了“社会渣滓”的女儿，不仅日常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在学校和社区也处处受到排
挤和歧视。为此，她一度憎恶父亲，认为父亲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牺牲全家人的正常生活。
查找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周报介绍过卡门·布甘的故事。这篇文章编译了卡门·布甘的自述，内容基本与《埋葬打字机》中所述一致。下面我转载全文，做为对这本书的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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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门·布甘 编译：章鲁生
刊于《青年参考》2014年4月16日A23版
原文地址：http://qnck.cyol.com/html/2014-04/16/nw.D110000qnck_20140416_1-23.htm
30多年过去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撰写的监视报告已重见天日，父亲的那个决定依然在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他当年不那样做，今天我们或许不会在美国定居。
我的弟弟卡特林于1983年2月出生后不久，人生中的最大抉择摆在了父亲艾恩·布甘面前：是和母亲一道，继续用那台未登记的打字机打印反政府传单并到处散发，还是孤身前往首都布加勒斯特，挑战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的权威？
那时的罗马尼亚食物短缺，经常停电，任何形式的异见都会招致凶残的镇压。
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年初，父亲和他最好的朋友帕特里卡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酒吧里聚会，一个劲儿地抱怨苛捐杂税，最终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
和父亲一样，以空军军官身份退休的帕特里卡也以修理收音机为业。他们没有想到，那天一起讨论计划的人当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们被捕，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那年，父亲只有20多岁。
1964年7月，父亲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但秘密警察如影子般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受够了这种生活的父亲在1965年2月买来指南针、双筒望远镜、抗生素、咖啡因、几个沙丁鱼罐头和一些意大利腊肠。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里，他和帕特里卡逃离了罗马尼亚。他们藏在干草堆里，躲过了秘密警察的搜捕，然后一路疾行，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奔去。
1965年3月2日早晨7点半，两个人又冷又饿，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
父亲被判处11年监禁。他在狱中吃尽苦头，每天戴着重达45公斤的手镣脚镣，每两天只吃一顿饭。1969年1月，刑法被修改，父亲重获自由。
这番折磨似乎让父亲收了心，不久，他和母亲结婚，后来有了我。从表面上看，我们家过得不错，夏天可以到黑海之滨度假，还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家乡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
秘密警察依然在监视父亲。母亲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因为她可能“污染年轻一代的思想”。在婚姻与工作之间，她选择了婚姻，和父亲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的食品短缺日益严重。饥肠辘辘的工人买不到食物，就把怒气撒到父母身上：“你们让我中午吃什么？”排队买面包的人常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
每天打烊后，父亲就会长吁短叹。一天，他对母亲说：“我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按照当时的法律，买打字机的人必须向警方登记机器的型号、购买时间和地点，以及购买目的等，以防购买者“用打字机打印反政府诗歌”。
每天晚上，父母用那台“非法”打字机打印反政府传单，在我和妹妹睡着后开着车四处散发。很快就有警察上门，查看传单上的字是否来自我们家的打字机。父亲把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
1983年3月10日，父亲驾车前往布加勒斯特市区。车上贴着审判齐奥塞斯库等内容的标语。在市中心，他一边把传单抛出车外，一边吹着口哨，以引起注意。他甚至把车开到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附近，希望有人记录他的举动，从而让世人知道，“铁幕”后的罗马尼亚人在抗议。
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年一度的“探监之旅”。我们写给父亲的信常被退回。因为父亲在监狱里“表现不好”，我们得不到足够的食品。我们节衣缩食，给父亲寄去炸鸡、苹果和药品等，几个月后被退了回来。
秘密警察配了一把我们家的钥匙，不准我们拉上厨房的窗帘。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我对父亲的感情。
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母亲语带嘲讽地说“历史会铭记他的怜悯之心”，没想到被秘密警察记录下来。30多年后，我们在解密档案里看到了这句话。
当年2月5日，父亲出狱。秘密警察根据安装在我们家的窃听器了解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洋溢着喜悦之情；我的父亲查看了每个房间，找他的剃须刀和收音机；他
把卡特林抱在怀里，逗个不停。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那天我们在凌晨3时45分才入睡，“目标（指父亲）还抱怨说心口疼”。
父亲出狱几个月后，秘密警察记录道：“凌晨1时32分，我们听到有人打算进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那个房间，但房门没开。我们听到有人走开，接着是一阵狗叫声——有陌生人试图进入这所房子。”
骚扰无处不在。我们曾多次接到神秘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在市区的某个地方与其会面，还在半夜接到过威胁电话。有个女人打来电话，要为父亲提供性服务。
我们忍无可忍，决定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我怀揣父亲的坐牢证明，代表一家人辗转到美国大使馆请求帮助。
我成功进入使馆，但出来后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审讯了45分钟。我不停地重复行前父亲教我的话：“我受美国保护，你们不能虐待我。”最后，他们不得不放我走。
为了阻止我们离开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告诉母亲：“在富裕、懒惰的资本家掌权的西方，罗马尼亚人将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我们用了11个月办好护照，秘密警察仍未放弃阻止我们离开的努力。他们写道：“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劝阻目标（指母亲）离开。”其中一种方法是让母亲的朋友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这让母亲下定决心离开罗马尼亚。
“你的女儿到了美国会成为妓女……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办理护照的办事员冲父亲吼道，并警告他，到美国后不要把在罗马尼亚的事说出去。
1989年年底，我们一家人到了美国密歇根州。这年圣诞节期间，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的画面。父亲没有欣喜若狂，而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样做是错误的。”母亲流下了眼泪：“他们只是两个落魄的老人，不该枪毙他们。”我和妹妹载歌载舞，庆祝罗马尼亚革命成功。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解密。11年后，我回到罗马尼亚，搜集了1500页关于父亲的档案。
这些档案显示，1983年母亲在医院里照顾我的弟弟时，秘密警察安排了一个女“病人”进入同一病房。医生和护士都知道真相。不久，女“病人”和母亲成了“朋友”，时常找母亲聊天，然后把聊天内容记录下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问问父亲，他驾车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散发传单时，是否想过家人的安危。
这些档案给出了答案。当年，父亲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在动身前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但他别无选择。
作者 卡门·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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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后，令卡门·布甘尤其感慨的是，许多童年往事自己早就忘光了，但那些鸡毛蒜皮都被秘密警察写进了报告里。可以说，世界上最了解布甘一家过往历史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负责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
这种奇妙而诡异的感受并不是卡门·布甘独有的。2023年国际布克奖获奖作品《时间庇护所》中也穿插了一个类似的小故事。作者格奥尔基·戈斯波迪诺夫来自保加利亚，根据他在小说中的描述，当年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的敬业程度绝不输给罗马尼亚同行。
《时间庇护所》[保加利亚]格奥尔基·戈斯波迪诺夫 著
这个小故事的主人公N先生是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孤独老人。他彻底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没有朋友，也没有在世的家属能帮他回忆往事。
于是他只好跟从前的那位特工打电话。起初特工回避他，根本不愿意见他。但N先生无意报复他，甚至为打扰了他而道歉，他想见他是出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原因。N先生失去了记忆，必须在去世前收集自己的碎片。而唯一与他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是这位特工。
您比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更了解我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先生，拜托了，请见我一面吧。
于是他们的会面开始了。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漫长而缓慢的谈话。他们俩现在都处于这世界之外，或者至少处于他们年轻时所生活的体制之外。当时他们是敌人，最亲密的敌人。……
当他们在斑驳的栗树荫下行走时，在被热气漂白的空荡荡的城市中，特工第一次忘记了自己，仿佛进入恍惚状态，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追捕者和受害者，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
A先生（特工）回忆说，在报告中胡编乱造对他而言是多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未能幸免于写作障碍。他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更多期望，期望像电影或侦探小说
中描绘的那样，追车、神秘访客、跟踪目标在半夜跳出窗外。他需要的是情节，尽管他不懂
“情节“这个词儿。可生活中没有情节，只有一种深刻的反电影性。目标每天离家，回家，离家，回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连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来拜访他了，以免
给自己带来不愉快。……
A 先生承认，有时他不知道该写什么，因为没有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N先生为自己给对方制造了麻烦而感到焦虑，为自己的生活如此乏味、不值一写而感到尴尬。他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你懂的，大胆的事情。他应该在特工面前开枪自杀，那样对方很容易就能写满两页纸。……
感谢阅读。下本书再见。
